邓绍根：坚守会有信心 创新才有发展 表达要有效果
2018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在77779193永利官网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学术年会上，有幸邀请到了邓绍根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邓老师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教学工作，出版《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著作4部，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刊物发表学术性论文90余篇，主持课题6项，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2项，先后获得多项科研奖励。
研究在横向上讲究触类旁通，在纵深上进行不断扩展
李 珍：您拥有深厚的历史学背景，那么您是如何用历史学的思维去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您认为学科融合对于您来说优势是什么？
邓绍根：我是学历史出身，转过来搞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我当时做了《万国公报》报刊史的研究，再转到做新闻史和传播史（的研究）。我认为我的优势有如下几点：首先我有史学背景，不会认为做史很难，心理上是有基础的。其次，是我有整个历史的大背景和大框架。还有，就是研究历史方法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历史学概论，历史的史料学之类的理论，我会觉得我掌握更多研究方法。所以研究方向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只是要调整一个领域而已，将视野转向报刊当中，转向具体的新闻传播领域的事件及发展过程当中。所以我认为我的历史学背景使我拥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建立了良好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我从博士开始转向新闻传播史方向，从2005年开始已经有13年，我所学的历史学知识已经内化为我的一种思维方式。我现在看问题会结合历史思维，利用纵横和比较的眼光去分析问题。横向上讲究触类旁通，纵深上进行不断扩展，这是我研究比较擅长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新闻史论和新闻理论的强化
李 珍：目前学界存在着“新闻无史”、“新闻无学”的声音，反而对新闻业务较为侧重，您对这一观点有什么看法？
邓绍根：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就包括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三部分。在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更强调前面两部分的内容。9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再加上如今新媒体的冲击，新闻业务的能力和创新上讲究得比较多，在新闻史论上的研究创新不够了。其实这是一种时代的变化，纷繁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使得大家认为新闻传播历史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实现新闻传播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要。但我认为现今的新闻传播史论反而更加应该受到重视。因为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更需要去借鉴历史经验，去利用新闻传播理论指导我们认识问题。媒介形式和介质虽然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报纸不行了、传统媒体衰落，但是我们新闻传播力的发展依然很重要。我们上网不仅仅是了解娱乐，在很多时候也是在获取信息。所以新闻还是大家所需要的。可以使用新闻史论的基本原理去看待现在的新闻现象，正如有郑保卫老师所说的“保卫新闻学”，郑老师说得更多是保卫新闻理论，同时也是在保卫新闻史论。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更强化新闻史论和理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就是在强化社会主义新闻史论教育。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从马克思主义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这就是史论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一种强化，目的是加强这方面的引领作用。
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著一字空
李 珍：您认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者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邓绍根：新闻传播史研究是史的研究，治史的精神还是要有的。史是冷门，不像有些热门发文章容易，所以作史首先要安贫乐道有治史的精神，也就是说“板凳须作十年冷”，也就是说的“板凳精神”。我导师方先生很看重坐冷板凳的能力。第二，治史的态度也很重要。严谨求真的治史态度，即“文章不著一字空”。一个完全做历史的人是不会观点先行的，肯定是有什么史料说什么话。所以我们要严谨求真。今天我们研究党八股，但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是日用而不知，日用而不察。你就没有去想，去追究一下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真的去做研究你会发现，原来党八股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八股，国民党也有党八股，而且还更严重些。因为国民党本来是新生政权，沿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结果在公文里还用四律、六言等文言文表达，总理遗嘱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嘛，就是很讲究对仗工整的文言文，甚至考试里面都是这样。从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白话文的习惯才改变过来。所以严谨求真就是要求我们有这种批判意识，不断去追问、拷问既定的一些框架。当然我们也要坚守新闻传播史是一门科学的信念，坚守我们新闻传播史的阵地。研究者数量的多少没有意义，关键是质量的问题。在上世纪80、90年代新闻史是一枝独秀，研究史的人特别多。因为史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投入到基础研究的人特别多。现在这个学科整体枝繁叶茂，方向很多，所以很多人不去做这个研究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有一部分人坚守这个阵地。但是什么叫多，什么叫少，这就是学术生态，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坚守。总书记说“让历史说话，让史实发言”，从历史的角度我认为是说得比较到位的。
媒体形式的变化更需我们提升媒介素养，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平衡
李 珍：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的新问题，甚至“凤凰新闻”之类的新闻客户端也出现了“标题党”现象以致整改，您认为新闻从业人员该如何正确利用新媒体，吸引民众和宣传党性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邓绍根：党性和人民性历来就是统一的。目前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话语表达体系是不同的。网络化语言里可以更形象生动一些，而纸质媒体呈现出来的内容更加严肃。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总是板着脸说话。互联网的表达方式结合了图像、视频等内容，是一个全媒体的表达，呈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报刊形式是一种书面语言的表达，而全媒体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噱头是一种黄色新闻的论调。凤凰网的app被整顿，就是因为它哗众取宠，为了吸引眼球，同样的新闻内容，你取一个题文不符的题目，让大家依题目看新闻，这是不对的。这和我们党的新闻观是矛盾的。我们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时，要以社会效益为先。这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平衡问题所在。但是任何媒体都不能违背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职业伦理，不能影响大众对我们新闻职业的判断，我们应该提升媒介素养，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去提高我们的新闻传播能力。
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传媒学子更好地利用技术起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李 珍：您认为传媒学子正确树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要性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与掌握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
邓绍根：政治第一，技术第二，这是我们党理论的核心观念。技术是两面性的，存在一个指导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舆论工作，那用什么指导它？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讲党性、讲政治。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觉得思想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慢慢来，技术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思想和技术是不矛盾的。你把技术掌握好了，问题是你要考虑清楚，你掌握好技术是为谁所用。这就涉及到一个为了谁的问题。你可以说我现在技术学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新闻传播能力，但关键是你这个新闻传播能力是为谁而传。你说我是为养家糊口而从事的职业，但是职业具有社会性，有社会性就有社会责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在青年阶段去掌握技术是正确的，但是不要去排斥思想领域的东西，你要认识到掌握技术是为了谁。年轻的时候就有正确的政治观，反而对以后的人生道路是有好处的。不管是为了个人，单位或者社会，都是解决为了谁的问题，也就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讲授要从起步开始，要有趣且专业
李 珍：您在从事传媒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对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讲授有什么感悟和经验吗？
邓绍根：目前，我刚好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教学。我们组成了一支15人的教师团队。每位教师上一次课，从每个人自己的专业角度切入给学生讲。如果只有一位教师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家可能会觉得厌烦。一个人的东西毕竟有限嘛。15个人的团队，课程从顶层设计开始，考虑讲什么，什么时候讲，怎么讲，这些都安排好。我们放在大一新生入校时讲，因为大一新生之前对这些内容接触较少，从一张白纸开始给他们讲起，告诉他们底限是什么，天花板是什么，中间就是你的空间。告诉学生党性是什么，人民性是什么，你就知道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大家从自己专业最拿手的角度出发，力求浅显易懂。理论后面还会学到，所以现在就是先从案例入手，就是强调怎么教的问题。学生听得很认真，也很鼓舞。我上第一次课就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怎么进入中国来，在中国又是怎么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讲故事的形式来授课，他们是能接受的。最主要的是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讲，不然就会起到反效果。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开这个课，而是为了让学生上好这个课。让大一新生打好这个基础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我们的教学。
坚守会有信心，创新才有发展，表达要有效果
李 珍：您对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学子有什么寄语吗？
邓绍根：我要送大家三句话：坚守会有信心，创新才有发展，表达要有效果。
坚守和信心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说有信心才会去坚持，而是你自己要去坚守住你自己的信心，这样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学术能力和水平会越来越强。同样，不创新是不会有发展的，在某个领域你坚持几年就会发现，如果你不创新，你的学术和科研就会做不下去。
我们的表达是为了沟通，那一定要追求效果，写的东西要让人家看得懂。让人家拿过来觉得我不用改什么东西我就能发表。不一定要有多么华丽的语言，平实的表达也是可以的。口语也是这样。我讲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能够产生共鸣，这也是一种能力。
采访及整理人：李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