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灌民族之花，参悟人类之道
——孙信茹教授专访
近日，第三届西部地区传媒类研究生学术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孙信茹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了笔者专访，此次专访让笔者受益良多，特将一部分问题整理如下。
孙信茹教授
1. 参考目前新媒体跟民族志的结合研究，人口较少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有云南、贵州、湘西等，那对于人口较多的非民族类型研究样本这种方法是否适用？
孙信茹教授：通过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在收集材料时你对我的研究做了一定的了解，就像我在大会发言上提到的一样，我的研究是从对少数民族社区的观察开始的。而对于一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可能仅仅只存在一个学者，在民族传播和媒介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都有自身的观点，所以像你提到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可能会做这样的观察。在最开始做这类研究时，我与郭建斌老师的研究较为接近，都是从自身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加之地理位置的便利，对少数民族村落进行研究。目前少数民族村落受新媒体的影响也较大，我们的研究路径尽可能选择一个具体的对象和空间进行观察研究。如果它的范围相对明确，进入社区内部进行观察就相对简单，反之，在比较大的范围内，选取研究对象会有一定的难度。以小型社区为例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是有优势的，而乡村显然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自己的研究取向更倾向于从微观角度进行剖析，进而阐释一个宏大的主题。那么如何理解不同环境的研究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新媒体对于我们与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相同的，而并不是开辟新的田野点进行猎奇研究。其独特性并不在于民族，而是文化逻辑、社会结构与生活习俗的异同。不管做什么类型的研究，都要抓住核心。
2.当前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媒体对日常生活、民俗以及观念的构建或重建方面，这类研究的成果也逐渐枝繁叶茂，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孙信茹教授：这是好的现象。如果学界更多的研究者愿意尝试这类研究，会使得技术对于生活带来的影响逐渐清晰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关于研究方法和取向的新问题，这可能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找到更适合的、明确的理论路径，这样可以产出更为规范的研究成果。这是我的想法和态度。
3.您对于民族志研究当中的访谈有一定的见解，那您认为有没有什么适合学生在研究调查中适用的访谈技巧，以便于选题的确定？
孙信茹教授：如果针对于田野工作或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是离不开访谈的。它需要你深入研究对象的内部，以便于获得大量的信息。对此我有几点感受：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分访谈是没有技巧的，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同学们可能会寻找很多参照物。它与游泳同理，一定要身临其境才能得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二是如何将访谈资料与自身理论问题相结合。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在田野研究的推进指引中，逐渐清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慢慢推进。研究方法论是严谨的，应当力求还原研究对象的日常情境，并将其蕴含在过程性的事件当中。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是不能研究的，新技术的发展为新闻传播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先决条件，新媒体贯穿于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选题与对象拥有同样的质量，要考虑研究对象能够给予的空间，尽可能选择灵活的选题，便于选题的铺陈与展开。如果想要得到一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缕清脉络，回到文献源头，寻根溯源，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争取寻求突破。
4. 当互联网成为目前基本的研究情境后，这种新的转变是否使研究方向或具体的田野选择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改变？是否涌现出了新的您感兴趣的议题？研究者又应当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
孙信茹教授：这肯定是有的。网络空间的构成和现实具有很大的反差。网络田野的边界是什么，是否还拥有既定的对象？这些都是改变的趋势。互联网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越来越多新的议题可以被拿来讨论，不同的平台结构也带来了新的见解。从内容上来看，新的现象带来了更多的拓展，但尽可能不要使用既定的理论去分析新问题，尝试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一味追求热点，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高度，如果没有理论回应解释新的现象，个案是不具备生命力的。而关于研究者的定位，网络带给了我一定的触动。过去做研究时，研究对象被我定义为他者，我要尝试着解释他，后来我逐渐发现研究者也卷入了研究当中，自身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最典型的例子是网络偶像与迷群的研究，很多人的语言符号表达具有较高的封闭性，有独特的话语符号，研究者可以成为一份子，但更重要的是充分理解文化，在此基础上做研究。
5.列举几个您做过的人类学的叙事范例？
孙信茹教授：以我曾经的研究为例，从比较早期的傣族家庭照片研究开始，我逐渐理解了傣族人对于宗教理解与服装民俗等风土人情，在最终归纳成果时这两方面的叙事是相互联结的。而在微信的书写与勾连议题中，我要观察普米族的年轻人对现实和理想中的自我的区别，微信如何勾连民族个体和族群、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何种变化，都需要一定的叙事逻辑。迷你四驱车样本当中，需要有代表性的个案，所以叙事在转化为文本时，属于推进研究的手段。
6.网络民族志研究会不会因其特定的语态及方式对少数民族原生态化造成一定的破坏与损耗？
孙信茹教授：很多人在对准少数民族研究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或类似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是传统媒体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研究。从某种角度来看，变迁是必然的。到底什么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随着时代流变的，这与放入博物馆的展物不同，它是活态的。其次，作为研究者，首先应当考虑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原因与方式，再考虑文化保护。变迁的原因并不只是媒介一个部分，它达不到毁灭或破坏性的改变，理解文化变迁应当把它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语境里，例如政治经济带来的社会流动、全球化趋势等等。在学科视野上决定了我们的切入角度看似是这样的，而实际上媒介只是一个部分，在我的研究中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凝聚被反复提及，新媒体也或多或少承担着这样的责任，这种影响不应是一个单一的因果讨论，研究原因与方式的丰富性、层次性会使其有深度。
7.如何评价第三届西部地区传媒类研究生学术年会？
孙信茹教授：就我个人而言不能参与年会全程十分可惜，以往的学术会议因为论题的类似会让我时不时有一种疲惫感。而这次年会，主体对象是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小朋友们，虽然他们的研究尚未足够严谨，但对新问题的把控是有一定的敏锐性的，这对我有一定的触动，让我想起了我学术研究道路的开端，这是非常难忘的记忆点。活动本身很有意义，全程志愿者同学们的操办、环节的设置、大会嘉宾的灵活性发言、对我来讲都非常有吸引力，希望可以越办越好。
采访及整理人：敖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