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年7月您的研究课题“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研究”获批了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您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当然比较多，因为国内这方面研究还没有开展，基础比较薄弱。方汉奇先生那一代非常重视史料，近些年国内对于新闻传播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实现了规模化和系统化。但是史料学不仅是史料的整理，不仅是史料的录文、校勘、编目和分类，还包括研究方法——如何收集、分类、辨析、解读史料？关于这些应该有一个诠释框架和理论体系。史料学应该是关于史料的学问，应该有史料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润泽教授也提过这个概念。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对于新闻传播史料学的研究还是零。所以我首先要厘清概念，然后以基础概念作为逻辑起点，探讨它的意义范畴和方法论。其实一个国家课题很难完成这些任务，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想给自己一些压力，我试图先通过一个国家课题把基本框架构建起来，然后再深化和细化。”
2.在“陕西师范大学媒介变革与学科转型主题研讨会”上，您分享的话题是《史料学建构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您最开始是如何把史料学建构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联系起来的呢？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在考文学硕士和考历史学博士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科目或者考核部分，叫做文献学。文献学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枝，史料学是所有学科的门径之学。一个科学严谨的学科建构的最底部、最基础的环节应该是史料学。史料学一方面是基础，另一方面它也是航向和坐标，是一门学科专业化、科学化、历史化的一个根本。但是在我接触新闻传播学、研究新闻史时发现，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中没有文献学，更没有史料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们可能把网上的一些大咖教授列出的书目当做文献学，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它只是一个目录参照。所以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从前两年开始提这个概念，也在试图做这方面的建构。包括我申报的国家课题，我试图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入手，先建构清代新闻传播史的史料学，然后辐射到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学的建构，来弥补新闻传播学科结构和发展的不足。”
3.您认为学校的培养方案中是否应该增设一门史料学方面的课程呢？
“应该有课程，起码应该有新闻传播文献学这样一门课。因为提到文献学大家都认为是历史，其实不是。新闻传播学也需要文献，只有经典导读和作品选是远远不够的。它们是散漫的，是老师们根据个人感悟所开列的。但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整个的学科经典文献应该如何构成，是需要经过历史的验证和整个学界共同努力的。”
4.辽宁大学是国内第一批建设新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从1984年招生开始分别于1993年开设广告学专业、1999年开设广播电视专业、2003年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到2014年和省委宣传部共建新闻传播学院，其间一定做了很多学科建设方面的尝试，包括2015年增设的网络新闻媒体专业，以及和本地媒体合作为学生提供的实习基地等等。为了迎合媒体变革带来的社会需求，学院还做了哪些调整呢？
“在专业上的调整主要是停招了网络新媒体专业和广播电视学专业。一方面是因为师资不足，另一方面有老师提出，虽然现在网络与新媒体非常热，但它仍是新闻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单列。在课程比重方面，为了迎合需求增加了一些技术方面和研究方法的课程，缩减了文学课程。因为辽大的新闻学原来在文学院，很多课程是文学系的老师开设的，这些课程的缩减是好是坏还要时间来验证。另外，新闻史课程也在压缩。从原来一个学期的五十四个课时，到现在一个学期三十几个课时，建国以后和新媒体内容在课堂上涉及不到。现在的普遍现象是学生的新闻史和新闻常识都很差，所以我认为在课时缩减的情况下，教学手段可以更灵活一些。”
5.如今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转型，有提倡重视平台应用能力培养、压缩传统理论和人文学科课时比重的一方，也有呼吁重新回归以人文科学科教育为主的一方。作为一位历史学学者和教育者，您会更偏向于支持强化价值和伦理等人文学科教育吗？
“不能说更偏向于哪一方。我们不是不学技术，但是在追逐技术时忘了根本是不可以的。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肯定是要遇到困境的，但是不能因为焦灼而失去方向。不断地加大新媒体技术的课程比重，而削弱培育学生人文底蕴的课程比重，是我一直极力反对的。”
6.当今的媒体行业对人才的技术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就业之前没有机会学习专业技术，或者面临着在校内学习的技术跟不上岗位需求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现状呢？
“媒体真正缺少的可能不是技术型的人才，而是内容生产者。无论广播、电视还是移动媒介产品，仍然以内容为王。没有好的内容，用再好的技术包装也无济于事。 我们从小就学习唯物辩证法，决定物质的恐怕不是形式。只学技术却没有思想，人是无法成长的，因为人是思想的动物，不是技术的动物。而且有底蕴的学生掌握了技术之后，会更好地运用技术。现在很多学生写文章都病句连篇，就算技术玩得再转，他的新闻作品也不合格。我觉得现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最缺的就是写作能力，恰恰很多新闻传播学培养中都取消了写作课、历史课和文学课，导致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不行， 没有思想和创造力。这些灵魂和根本，才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应该在大学期间积累的，而不是花费三到四年的时间学习技术，毕竟年轻人掌握技术的速度比较快。”
7.如今媒体公司对平台应用型岗位和后端开发岗位的需求和待遇都比较可观，貌似有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就业时更具优势，导致新闻传播学者非常焦虑。您认为新闻传播学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
“我个人认为新闻学者的焦虑不应该在这方面。因为你已经是新闻传播学者，不可能和长期在理工科环境中成长的学生比拼技术能力。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了误区，搞新闻的人不安于自己的本职，追求所谓理工科的东西，这是社会的浮躁风气造成的。我们可以培养技术，但是根本的开发应该交给其他专业的人才。新闻学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缺少思想——讲好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这些内容创造和思想传达才是新闻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开发软件或者抓取信息，那些工作是属于团队里其他更专业的人。现在新闻职业面临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因为媒介的技术、呈现方式和整个运行机制全都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人应该做的是结合社会需求，去考虑受的众需求。”
8.您在朋友圈曾经转发了一条关于前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的教育观的文章。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认为教育是心灵自由的滋养。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我完全赞同。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学会做自己的导师。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授予学生一种自我培养的能力；不是离开课堂后就只是通过实践积累社会知识，而是在整个人生历程中都可以不断进步。教育是一生的过程，尤其要培养人心智的成熟，让学生形成一套完整且合理的价值观体系。教育不能让学生被知识束缚，从而失去自己探索知识奥妙的能力。单纯的技术仿效和知识的累加，对学生心智的开发没有太大的作用。”
图文/孙浩淳
